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党组织。学术界在叙述中共三大代表选举区域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全国设江浙区、两湖区、北方区和粤区四个区委员会；其中两湖区包括湖北、湖南两省。但经查阅史料，中共三大前后全国设有五大区委，即江浙、北方、湖北、湖南和粤区，而中央直属组织也选派了中共三大代表。四大区委之说源自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的回忆，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上，从未设置过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两湖区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至少40人出席大会。关于中共三大代表来源，有论著认为当时国内设四大区委，即江浙区、两湖区、北方区和粤区，毛泽东是两湖区选出的代表。但笔者在收集整理资料后发现，这是不准确的。本文拟梳理当时党的地方组织设置情况，厘清所谓“四大区委”的不实说法，以求教于方家。
“四大区委”之说及其由来
关于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四大区委”一般表述是：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区党组织的名称是区委员会。中共中央着手三大的筹备工作，首要的是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中共三大筹备期间，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发来选派代表参加三大的通知。经过选举或其他方式，各区都推派了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其中，北方区共选出12名代表，这是全国各区代表中人数最多的。他们是李大钊（时任北方区委书记）、罗章龙、王荷波、王俊、张德惠、何孟雄、孙云鹏、陈涛、刘天章等。其他3个区也经过选举，派出了代表。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金佛庄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等。两湖区代表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人。列举“两湖代表”最多的是：毛泽东、林育南、陈天、朱绍莲、项德龙（项英）、袁达时。
这种说法非常普遍，持论者包括北京、广州和全国各地的学者和党史研究部门。（1）关于中共三大的专著、论文和通俗读物。（2）由权威专家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或专著，其中关于中共三大前后的章节。（3）中共创建史研究著作，涉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发展的章节。（4）由党史、文化部门或其工作人员编著的广州、广东革命旧遗址介绍方面的书籍。（5）关于中共三大代表陈独秀、阮啸仙、瞿秋白、王荷波、刘仁静的研究，也有类似表述。最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研究。有的明确说，当时在全国设有四个区委：北方区、江浙区、广东区和两湖区，毛泽东是两湖区代表。有的不明确说区委的数量，但认为毛泽东作为两湖区代表出席中共三大。其他党史、革命史研究，也有认同这种说法：中共三大时，“除中央委员以及四区（江浙区、北方区、两湖区、广东区）代表列席外”，陈独秀特意邀请于树德、金佛庄两人代表杭州小组到场。
“四大区委”之说流传甚广，但归根究底，仅是源于时任国务院参事徐梅坤的回忆。相关档案或史料汇编，全文收录或节录徐梅坤的回忆录；有的论著注明资料来源徐梅坤的回忆，有的未指明资料来源，但在表述上与徐梅坤的回忆基本雷同。徐梅坤的说法始自1980年3月的回忆：
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委员会，除江浙区外，还有北方区、两湖和广东区。根据党的决定，我担任了第一任江浙区委书记。江浙区委除直接管辖上海工作外，还负责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浙江两省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我作为江浙区委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徐梅坤在回忆录中还列举了这四个区委选派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不完整名单：
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20多人，他们是：北方区：李大钊、邓培；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广东区：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
至于众多党史著作缘何引用徐梅坤的说法：一是因为徐梅坤是中共三大正式代表，同时当选候补委员，并在1970年代确认了中共三大会址，其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二是因为相关史料缺乏，而徐梅坤的回忆录又是由党史专家整理，并收入由党史权威部门选编的档案文献史料之中，其回忆录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是因为徐梅坤的回忆录出版时间比《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史著作早，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引用，相沿日久。
所谓“两湖区委”概念不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并未设置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两湖区委”。在众多党史回忆录、早期著作和报告中，关于“两湖区委”的说法，仅见于徐梅坤的回忆录（目前采信该说法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学者，绝少有来自湖南、湖北者）。但当时徐梅坤主要在江浙和上海活动，可能不了解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设置的情况。同时，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两湖区委”。罗章龙早年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此后参加中共三大代表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担任中央局委员、会计并兼代秘书之职，掌握全国党组织设置的情况。他列举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有“毛泽东，湖南区委代表”“陈潭秋，湖北区委代表”。相对而言，罗章龙的回忆录可信度更高。
不仅如此，笔者在查阅中共党史和湖南、湖北两省的党史著作中，也发现两省党组织各自独立，没有所谓“两湖区委”的设置。1923年初，中央派李维汉接替毛泽东担任湘区委员长时，曾让他带信给湖北区委。李维汉到武汉时正值“二七”惨案发生，“在汉口既已无法接头，我只好将中央给湖北区委的指示信烧掉，乘火车去长沙。在长沙，碰到了项英，我把中央给湖北区委的经费交给了他。”当时，鉴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和通缉，中共中央为保护暴露了身份的干部，决定调整鄂区（武汉）委领导机构，把项英、林育南等调到上海，陈潭秋、陆沉、李求实等调到安源，改调湘区委员会委员兼安源路矿支部书记李立三到鄂工作。李立三于1923年3月中旬抵达武汉，就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此外，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未见有更多的工作联系。
“两湖区代表”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对评价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的工作成绩造成混乱。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时作了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点名批评陈独秀、张国焘以及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的同志。其中，“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表扬“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假如有“两湖区委”，毛泽东属“两湖区”选出的代表，他就必须为这种错误负责。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湖北的工作除受鄂区委领导外，还与北方区委领导的河南联系紧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也参与罢工的领导。陈独秀对地方工作的批评与表扬名单，也与全国设京、沪、鄂、湘、粤五大区委的格局相符。
应该说，中共三大前后，京、沪、湘、鄂、粤五大区委在全国组织系统中有重要地位。大会选举9名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除5名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常驻中央（广州）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4名委员派驻各大区委就近指导各区的工作。其中，李大钊被派驻北方区，王荷波驻上海区，朱少连到湘赣区，项英到鄂川区。中央局由粤迁沪后，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发出通告：原中央局委员谭平山改任驻粤区中央委员，原驻上海区中央委员王荷波改任中央局委员。 这样，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名执行委员，仍维持原有5名进入中央局，其他四名派驻其他4大区委的“5+4格局”。
北伐战争后，又有“两湖区委”的说法。据原湖北省政协常委李实回忆：“1927年元月以前，湖北省委未成立，由两湖区委代行省委职责”。他曾进入两湖区委训练班学习，后由两湖区委派到黄石港地委担任宣传部长。1926底去大冶时，由两湖区委组织部开具介绍信。组织部部长汪泽楷还回忆，陈潭秋早就预言，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右派可能镇压革命群众，而且手段凶残；1926年12月，陈潭秋在两湖区委举办的培训班上又发出这样的警告。 另有资料说，南阳籍烈士杨士颖1927年2月在武汉由两湖区委安排到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作宣传工作。 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领导机构是：湖北区执行委员会（1926.9—1927.5），书记先后是彭泽湘、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1926年12月至1927年2月，汪泽楷担任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主任。如此，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设置管辖湖南、湖北两省工作的“两湖区委”。因此，对于“两湖区委”的说法并没有史料依据可循，这也使得“四大区委”的说法可信度大打折扣。
应科学定义为“五大区委”
徐梅坤的回忆录毕竟是几十年后才写成的。所谓“四大区委”与“两湖区委”之说是否准确，还有待于第一手资料的印证。但笔者经考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相关党史资料后发现，中共三大前后全国确设有“五大区委”和一些直属中共中央的地方党组织与行业党组织。
（一）五大区委的由来
中共三大前后的五大区委，肇源于率先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大城市。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全国已有多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成立最早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陈独秀为书记，号称“发起组”，有临时党中央的地位。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由这6个城市和日本东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济南，王尽美、邓恩铭；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或认为是陈独秀个人代表）；日本东京，周佛海。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七条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中共一大会后，各地先后组建地方组织。其中，广东于1921年8月中下旬成立支部，谭平山任书记；北京于9月至10月成立地方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湖南于10月10日成立支部，毛泽东任书记；湖北于10月成立支部，包惠僧任书记；上海于11月中上旬成立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书记。 而中共济南地方组织未及时成立，故形成中共早期地方组织“五大区”的雏形。1921年11月中旬，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半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到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地方组织“五区”和“五大区委”的最早表述。
中共早期地方组织的“五区”格局，获普遍认同。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的信中说：“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均反对”；其第6条列举了五个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按照中共中央局的要求，上述五区的执行委员会必须在1922年上半年相继成立。其中成立最早的是武汉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1月成立，负责人包惠僧。接下来是：5月中旬，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徐梅坤；5月，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李大钊；5月底，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毛泽东；5月底至6月，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谭平山（后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犯了支持陈炯明的错误被调离，改由冯菊坡负责）。到中共二大召开前，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湖南五个区执委和济南、郑州地方及旅欧、旅莫斯科等支部。
（二）五大区委的组织系统
上述五大区委组建后，随着党员和组织机构的增加，向周边省份发展，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五个区委的地方组织系统。由权威机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的第三编，就“以历史上形成的党组织发展区域划为北方、沪江浙皖、湘赣、鄂川、粤桂闽滇5个地区及旅外组织”分章。这“五大区”的组织系统沿革大致如下：
1．北方区（又称“北京区”或“京区”），包括东北、西北各省，管辖区域非常广泛，堪称最大区委。中共三大前后，北方区系统的地方党组织主要有：（1）北京党组织。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书记李大钊。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改称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范鸿劼；1923年7月，成立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地方执行委员会，何孟雄任委员长。（2）唐山党组织。1922年4月成立唐山地方委员会，受中共北京地委领导，邓培任书记。8月改为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培。（3）哈尔滨尚无党组织。
2．沪江浙皖区（江浙区、上海区或沪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中共三大前成立的有：（1）上海党组织。1921年12月成立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书记，1922年6月，张太雷接任书记。7月改组为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徐梅坤任委员长。7月，邓中夏任委员长。（2）南京党组织。1922年秋，北方区委南京浦口镇建立党小组，组长王荷波，由北方区执委领导。不久，成立中共南京小组，改属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领导。（3）杭州党组织。1922年9月，中共杭州小组成立，组长于树德。1923年春扩建为支部，书记于树德。5月，于树德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安体诚接任书记。
3．湘赣区（湖南区或湘区），包括湖南、江西两省。中共三大前成立的有：（1）湖南党组织。1921年10月成立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1922年5月改组为湘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李维汉接任湘区委员会委员长。（2）安源党组织。1921年秋冬，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路矿（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安源煤矿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2月组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李立三任书记。1923年4月，改组为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湖南区委领导。江西其他地方尚无党组织。
4．鄂川区（湖北区或鄂区），包括湖北、四川两省。中共三大前成立有：（1）中共武汉党组织。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包惠僧任书记。1922年夏成立区执行委员会。7月，陈潭秋接任委员长。1923年3月，李立三接任区执委委员长。（2）四川党组织，中共三大前尚未成立。1923年10月成立中共成都独立党小组，王右木任书记。
5．粤桂闽滇区（广东区或粤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港澳地区。中共三大前成立的有：（1）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区执行委员会。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书记。1922年6月成立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谭平山任书记，实际由冯菊坡负责。1923年三四月间，谭平山调回广东主持区执委工作。中共三大后改为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冯菊坡。（2）广西、福建、云南和香港党组织，均在广东区执委的领导下建立，中共三大前尚未正式成立组织。其中广东党组织已派有党员在香港活动。
在中共三大前后，除上述五大区委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和行业的党组织。其中，地方党组织有：中共济南独立组、济南支部。1922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成立，王尽美任组长。7月，中共中央派陈为人到山东指导建立中共济南支部，王尽美任书记。9月后，马克先、吴容沧先后代理书记。行业性党组织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建，或由所在区委领导。行业党组织主要在铁路系统设立：（1）津浦铁路。1922年秋，中共北京地执委在津浦铁路的浦镇组建中共浦口小组，组长王荷波。1923年2月，张振诚接任党小组长。（2）陇海铁路。1922年春，中央派李震瀛前往活动，建立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姚佐唐任书记，由北京地执委领导。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于5月停止活动。（3）京绥铁路。1921年7月，中共北京地委派何孟雄等人前往活动，到1923年已建立3个党小组。
因此，除五大区委之外，行业党组织和其他地方党组织，也都选派出代表参加中共三大。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闭幕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 俄罗斯档案中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俄文资料在列举中共三大代表成员时说：“参加大会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洲和莫斯科的代表。” 可见中共三大代表成员以五大区委为主，其他中直党组织为辅，与徐梅坤全国划分为“四区”说不符。
中国共产党组织沿革特别是区委的设置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准确无误。正本清源，厘清不实说法、不规表述，才能避免学术研究和党史宣传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也为研究相关人物研究和地区间联系的问题，提供正确的资料。本文个案表明，回忆录材料不能盲目采信，必须经过缜密的甄别，且能与相关史料佐证。徐梅坤的回忆虽然为流行的“四大区委”说提供了来源，但其内容与当时党组织设置存在偏差。本文进一步考证和史料复核发现，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后，湖北与湖南的党组织是独立运作的，未曾设立“两湖区委”。“四大区委”及“两湖区委”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应当认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前后设立了“五大区委”。五大区委肇源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地，随着党员和组织机构的增加，向周边省份发展，才逐渐发展为“五大区委”的组织体系。将中共三大前后党的地方组织科学定义为“五大区委”，才能更好廓清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的发展脉络。
【作者】朱华强，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欧阳湘，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原标题】中共三大前后党的地方组织考析
【频道编辑】李晓霞 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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